逛逛上海南京路 (中) (回国杂记五)

当初,许多顾客不知道自己花钱买东西原来是可以做“上帝”的,结果角色错位,“上帝”反让柜台里的售货员做去了。顾客掏钱买气受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。特别是南京路,外地来的顾客多,挤在柜台前的人群里招呼几声售货员而不被理睬的情况时常可见。有的顾客想多看几件货物,比较一下,售货员的脸便会不好看。“你买不买啦?都是一样的东西,多看有啥好看啦?”若顾客不买转身离去,背后也许会送来一句:“晓得伊买不起的,扎啥闹忙(凑什么热闹意)。”如果那顾客不甘受气,回转身来理论,就有可能发生争执。这种争执就像奥巴马想要普京低头认错一样是不会有结果的,所以受气的还是顾客,有什么办法呢?谁让自己不做“上帝”。不过偶尔也有顾客戏谑售货员的。有一回,在南京路浙江路处的第十百货公司的皮鞋柜台前,一个大学生摸样的年轻人挤在顾客里看别人挑皮鞋,忽然满脸认真用带有上海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对柜台里的售货员说:“师傅,这双皮鞋蛮好的,多少钱一斤啊?”

让顾客更加头疼无奈的是买到品质质量有问题的货物后,不让退货,甚至想要换同样货物也经常遭到拒绝。“你买的时候怎么不看看清楚呢?”“这不是品质问题,是你使用不当造成的。”售后概不认账,顾客通常只有自认倒霉。不过如果遇到厉害的顾客就是另外的故事了。那时南京东路有家工艺品商店,里面有卖各种景泰蓝花瓶,唐三彩之类的。有一回有个顾客在那店里买了件景泰蓝花瓶,回去细看之下发现花瓶上有小小瑕疵,回店去交涉,想换一件同样的。结果去几次,吵几次,愣是不给换。无奈之下,那顾客便去找了一个姓吴的哥们帮忙。那哥们看上去斯斯文文,却是个厉害角色,打架不要命,具有“与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勇气”,而且有心机,懂得“有理,有利,有节”。那哥们受托之后,有一天背着书包,里面藏着那只有瑕疵的花瓶去到那家店里,看到同样的花瓶放在橱窗里,便和颜悦色地要售货员拿出来看看。仔细看过确认没有瑕疵之后,他旁若无人毫不理会售货员由疑惑变惊讶的表情,直接把那只花瓶装入到书包里去了。然后又从书包里取出原先有瑕疵的那只放在柜台上说:“呶,这只还给你们。”里面售货员反应过来后,恼羞成怒,出来几个围住那哥们不让走,并说要叫警察。那哥们毫无畏惧,双眼圆睁,怒发冲冠(其实头上没戴帽子),理直气壮说:“我有发票(收据),花的是买正品的钱,就要拿正品走,叫警察来又怎样。”边上的顾客齐声叫好,纷纷围上来声援那哥们,最后经理出来息事宁人,只得让那蔺相如似的哥们“完璧归吴”了。

那时南京东路华侨商店对面有一家颇具规模的医药商店,既卖各种药物,也卖医疗器材。那店里还可以免费领取安全套(那时称呼比较不讲含蓄,直截了当叫做“避孕套”)。有不同尺寸的,每盒好像十来只。然而,那时许多年轻人去领取避孕套时总有些别扭不好意思,对店里售货员意味深长的眼光有些顾忌。不过也有不顾忌的。有一天,有个比柜台高不了多少,系红领巾的小男孩兴冲冲地跑到店里,大模大样对柜台里的售货员说“阿叔,给我两盒避孕套,大号的。”那柜台里的售货员惊讶意外之余,哑然失笑,说:“去去去,小赤佬,你知道什么是避孕套,还要两盒大--号的。”“是我阿哥叫我来拿的”那个小红领巾说。“叫你阿哥自己来拿,这种东西小朋友不好拿的噢,”边上另一个售货员说。小红领巾懵懵懂懂“噢”一声,又兴冲冲原路跑出店去,背后是几个售货员说笑着的议论声:“要两盒,还要大-号的,嘻嘻嘻,哈哈哈”。

南京路上名家老店多。卖眼镜的吴良材,卖剪刀的张小泉,卖西服的培罗蒙,不一而足。这些店对本人而言虽无多大兴趣,但名字却是常听到的。张小泉剪刀据说不生锈,且锋利无比,本以为大概同杨志杀泼皮无赖牛二的宝刀差不多。家中正巧有一把,拿来试试却也未觉得比普通剪刀锋利到哪里去。

培罗蒙的西服做工好,那时还是比较牛的。记得当初有个同学常穿着一件粗花呢西服,就是那里买的。那哥们常常显得漫不经心地将衣服掀开,露出里面的口袋给人看,口袋上面绣着“培罗蒙”三个字。

那时还有一家叫朵云轩的字画店,卖笔砚宣纸,刻图章的石头之类的,店里宽敞明亮,墙上挂着不少名家的书画。有徐悲鸿的各种奔跑姿势不同的马。记得在那里还看到一个叫任政的书法,行云流水,潇洒飘逸,印象很是深刻。可是,后来听几个书法爱好者评论说任政的字俗,我却横竖没看出俗在哪里。又有人说任政有求必应,字写得太多,所以字不值钱。当时觉得不无道理,现在想想又觉得似是而非,值不值钱其实未必在字本身。许多人认人不认字,比如本山大叔的字时价几十万,可如果没有本山大叔的落款在下面,许多人便根本认不出那是谁的字,自然那字也就一钱不值了吧。(注:图片均来自网络)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待续)